建筑本来应该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文化问题本来就应由空间与时间来共同界定的。西方文明史中各种建筑文化都是这样界定的、古希腊( Greek)、古罗马(Rome)都是超出国土范围的文化圈概念，是一定的空间范围加上一定的时间区间共同界定的文化概念。而“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在西方文化史中是最具时间性定义的文化概念，容易与古代相对而强化单一的时间性，但毕竟还是应该以文化的概念来理解之才合理。也就是说，空间范围依然是在结合时间因素共同作用于“现代建筑”的定义。在此，我们也许能理解童隽先生用“新建筑”而不用“现代建筑”来表达英文的“Modern Architecture”之苦心。
    我们的建筑研究之所以如此强化时间延进这纵向因素，而忽略空间差异的横向因素，常易为“分期”问题纠缠不清有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观念认为，中华文明是大一统的华夏民族在同块土壤上连续不断地发展下来的一种文明，时间在此就成为界定文化的唯一要素，更有甚者成为“朝代”的界定。这种传统的观念正在出现突破，历史学家已开始认识到地理空间因素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确定的，而在同一块土壤上发展则是有疑问的。
    对于中国建筑文化，试图以时间作为唯一界定来“断”。这在古代部分的朝代问题上本已有不少麻烦，而在“古代”与“近现代”的问题上就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建筑”，从文化上讲，空间意义要远大于时间意义。或者说“中”还是“西”的空间问题要大于“古”与“现”的时间问题。这又是因为中国文化近代第一次遇到了断裂性的发展，而不再是以往的连续性发展了。而与中华文明不同的是，西方文明从来就是断裂性地发展的.
    在当今这个文化强劲地“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人们更重视文化“地方化”的特色。从西方人对欧洲以外文明的认识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丢弃了狭隘的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方能公正地对待其他文明的成就，同时也才能真正合情合理地看待自己的文明。这是一个哲学上的特殊与普遍的辨证关系。
    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中国学者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目前仍然是自我为中心的。如李允禾在抱怨西方人的“欧洲中心论”时言之：“假如，中国也像欧洲人那样，以自己为中心对自己的文化学术进行研究，其结果就会产生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矛盾"/